1955年3月24日，天津华威钟表厂的四位老师傅江正银，王慈民，孙文俊，张书文四位老师傅牵头，耗时三个多月，以瑞士生达可手表为原型，手工仿制出六块粗马表向国庆献礼，15钻，日误差在一分半钟。被称为新中国的第一块机械手表。

　　其实早在49年前后，上海市面上的钟表厂和钟表店，就有为顾客定制粗马钟表的经历。1954年，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李富春在上海视察时提出：我国有6亿人民这样的大市场，手表工业大有作为，希望能生产我国自己制造的手表。次年4月，上海钟表行业的几十名师傅联名给上海市委写信，希望能够制造中国自己的细马手表。不久，市委公开复信表示支持。

　　1955年4月，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和上海市钟表同业公会联合组织中国钟厂，亨得利钟厂，亨得利钟表店等公私单位的技师老师傅，以瑞士赛尔卡手表为原型，计划打造十二块细马，十七钻手表向国庆献礼（实造十八块，留了六块万一失败的余量，结果全部成功）。在这里解释一下，粗马和细马是指手表擒纵机构的不同结构。粗马是销钉式结构，用钢丝制造，容易磨损，时差大。细马是叉瓦式结构，进瓦和出瓦用红宝石制作，耐磨性好，走时精确。

　　1955年9月26日，18只长三针17钻“细马”手表，日误差在十秒以内，打上了“第一批试制”、“中国上海”的字样，如期完成了献礼任务。之后，为了让国产手表尽快批量生产，市政府和轻工业主管单位成立了批产试制组，选定延安西路716号为试制车间。1956年，全市公私合营胜利结束。在市政府的支持下，试制组进口了一批加工设备，并且从全市范围内寻找合适的人才。

　　经过两批次的试制，边学边做，边做边研究，到1957年初，产品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批量生产的要求。试制组的工人师傅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，还对原型塞卡尔手表的基本结构作了一些符合当时生产条件的优化。新表被命名为“581”，取1958年定型的第一款之意。在“581”之后，还推出了“SS1”和“SS7”两种机芯。“SS1”是慢摆，时钟频率一万八千次，“SS7”是快摆，时钟频率是两万一千六百次。频率越高，走时越准。在几款机芯的基础上，后来上海手表厂还综合优势推出了统一机芯，之后向北京、天津、广州的手表厂推广，在全国遍地开花。

　　试制组在试制过程中完全依靠技师和师傅们的主观能动性，群策群力PG电子，攻坚克难。1958年之后，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，完善了工艺流程，提高了生产效率，稳定了批次质量。

　　“第三百货今晨顾客盈门争买首批上海牌手表”，这是1958年7月1日《新民晚报》“上午新闻”的报道。在试销当天，上海手表厂生产的100只首批试销“A581”型上海牌手表一开门就被抢购一空，试销单位上海第三百货商店像办喜事一样，他们为买不到的顾客办理登记预售，一个上午登记人数就超过1000人。同年，在手表试制小组的基础上，我国第一家手表厂—国营上海手表厂正式建成。60年代后期，上海手表厂的技术人员从的手迹中选取了一个“上”字和一个“海”字，拼成“毛体”。“上海”商标一直沿用至今。

　　那个年代PG电子，圆头白面的“上海”手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，人们不仅因戴上“上海”手表而光荣，甚至还流传有一句话，如果没有“上海”手表，就没有姑娘会嫁给你PG电子。统计显示，在“上海”手表发展的鼎盛时代，每四个戴手表的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戴“上海”牌。

　　周恩来总理曾感慨，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中国自己生产的手表呢。后来听到上海牌手表问世的消息，他无限欣喜，指着东南方向说：“告诉他们，我买一块。按市场价买。我给他们做广告！”就这样，周总理以120元的市场价买了一块最新款上海牌手表戴在手上。在一次访问非洲时，他还特意向几内亚总统展现了自己身上的衣服皮鞋到佩戴的“上海”手表。直到他去世，这块手表才被从遗体上取下，由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收藏。

　　进入八十年代以后，在海外涌入的电子表和石英表冲击下，“上海”手表面临衰落的危机，在最困难的时候，120元的全钢手表贱卖到十几元也无人问津，员工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只有300元。2000年，上海手表厂经过股份改制，更名为上海表业有限公司，原来的技术人员和品牌全部保留下来，并改变了经营思路—为世界中低档机械表制造机芯，公司当年便扭亏为营。

　　与经营思路一起变化的，还有时代的机遇。一家“上海”手表的香港合作企业，在上海收购了数千只A581手表，拿到香港后，在原来机芯不变的基础上，重新加工成1000只经典版的“上海”手表。产品上市后，虽然每只卖到1980元，却被香港“老克勒”一抢而空。许多香港人还特意到上海来寻觅A581手表。时隔50多年再次得到追捧，除了的时尚风格外，大概和“上海”品牌中的质量和内涵不无关系。PG电子中国第一名表——“上海牌”手表